业主自治问题，政府发挥了什么作用呢？

王德福

　　业主自治问题，政府发挥了什么作用呢？从实践来看，政府基本上属于被动介入，充当“救火队员”的角色。所谓被动介入，有两种方式。一是常规化的，在业委会成立及换届中的介入，和公共维修基金使用上的介入。常规介入是法律要求，是制度化的。在业委会成立和换届时，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作为筹备组的主要负责方，承担着候选人动员和筛选的重要责任。组建一个有公心、有能力，且能够与政府、社区、物业实现良性协作的业委会，是业主自治有效实现的组织基础。将真正符合上述要求的业主积极分子识别、动员和组织起来，就显得尤为关键。如果做不到，反而让一些非常活跃，但存有私心，且不善于合作，甚至刻意将业委会同物业公司甚至政府对立起来的人进入业委会，将会对未来的业主自治埋下隐患。
　　有些城市的基层政府比较好地把好了这个关口，通过一定的合法策略，将不合适的人选排斥出去。可从北京的调研来看，管理部门似乎比较消极，主要是在做形式上的资格审查，只要自愿报名的候选人符合硬性条件（无违法犯罪记录、无物业费拖欠、属于房屋产权人等），就不会深度考察其品质、素质和能力。政府似乎在刻意收缩自己的权力，防止出现过度介入、干涉业主自治的法律风险。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，但从实践来看，效果却并不理想。政府只能做形式审查，难以做到实质审查，或者说，只能做“合法资格”审查，却不做“合适资格”的监督；太怕“出事”，结果却是，合法却不合适的人选主导了业主自治，反而会带来更多的“事”。
　　另外一种是应急干预，当业委会运行和小区管理出现重大问题时，政府作为“救火队员”，不得不实施干预，解决问题，使小区重回正轨。为什么会出现应急干预呢？归根结底，政府是一切问题的兜底方。当小区矛盾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事件爆发的激烈程度，已经超出了业主自治的掌控范围，小区内的相关各方，已经无法达成有效的妥协，居民正常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影响，业委会、物业公司都不能解决问题。这时，居民往往会主动地、通过个体或群体信访的方式，要求政府介入。政府回应居民诉求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内在要求。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即使居民没有主动求援，小区重大问题的爆发，也是重大的社会不稳定事件，政府出于维稳需要也要干预。
　　频繁充当“救火队员”，实施应急干预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，业主自治在政府的观念中变成了“问题源”，业委会则变成“麻烦制造者”。在北京调研时，街道和社区相关干部对业委会的评价都非常低，商品房小区也成为令他们最为头疼的对象。相比之下，老旧社区由政府兜底，虽然事务繁多冗杂，政府也不堪居民日益高涨的服务需求压力，但这些压力毕竟都是些细小琐碎的生活化需求，极少演化为重大维稳事件，所以他们反而对老旧社区比较放心。
　　既然业委会成了“麻烦制造者”，一些基层干部就形成了比较极端的观点，认为业委会只会添乱，老是让政府擦屁股，却又很难对其进行日常监管；有的甚至认为业委会就是政府的对立面，难以掌控，是盲目学习国外形成的怪胎，中国人的民主素养还不够，应该取消这个组织。一旦形成这种刻板认知，将业主自治定位于“麻烦制造者”，势必会影响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对待业主自治事务的工作态度。比如，业委会成立时，有意无意地以繁琐的程序要求，拖延相关工作。这样一来，就会恶化业主同基层干部的关系，也恶化基层政府同业委会的关系，使政府对业主自治实施必要干预时，面临后者的误解与抵制。
　　下山村首届业委会成立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：当时一些业主急于成立业委会，为的是更换物业公司，改变小区当时陷入的混乱管理状况。但在组建过程中，作为筹备组的负责方，街道办事处在程序上的严格要求，却被部分业主认为是故意拖延。一些业主于是散布言论，“带节奏”，说政府阻碍业委会成立，跟物业公司肯定存在利益交换。许多业主不明就里，宁信其有难信其无，便发生了群体聚集到街道办事处上访的重大事件。直到现在，部分业委会成员仍对街道办事处抱有疑虑。
　　综上，无论是刻意超脱而过于消极的常规干预，还是危机处置的应急干预，政府在应对业主自治中的主要问题上，有效干预严重不足，甚至可以说毫无作为。政府的缺位，就给其他力量的介入提供了空间。

王德福老师

　　男，山东临邑人。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，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。长期从事农村研究，近期研究重心为城乡基层治理；2008年至今，在全国十余省市城乡社区实地调研700多个工作日，每年保持调研时间不少于2个月；发表各类学术论文70多篇，其中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全文转载多篇；在《环球时报》等媒体发表评论二十余篇；出版专著《乡土中国再认识》《做人之道：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》《治城》等4部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。